跑到最后

我算是喜欢跑步的，或许说得更准确一点，我曾经很会跑步。当兵时跑2.4公里，我总是班里跑得最快的一个，一声起跑，我就使劲了力气往终点直奔。我超过一个又一个的同袍，第一个抵达终点，然后看着落后者，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那些路过的风景也模糊惨淡，当时我只顾着跑第 一，什么都不比那重要。

　　后来退伍后，我就很少跑步了，我从没享受跑步的乐趣，不需要跑的时候，我就不跑了。正如我们经常听见的故事：一个从小就被妈妈逼着练琴的小孩，等到长大后，拿完了所有的冠军，那钢琴就成了家里最笨重的花瓶，没人知道那美妙的咚咚琴声，其实从小就是恶魔的脚步声。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再次跑步，有选择性的跑步。到一些喜欢的城市旅行，发现用跑步更能感受到她的美好。在阿德莱德、在曼谷、在上海、在北京，我用慢跑的速度来丈量她们的长度和深度。

　　记得一次在巴黎，由住宿一直跑到香榭丽舍，经过塞纳河、罗浮宫，一小时的慢跑把巴黎的优雅全都记录下来了。搭地铁回住宿时，一带着小孩的中年妇女拦下我，问我中国大使馆怎么去。她只知道站名，却不晓得如何换乘。在迷宫一样的地铁隧道中，我把她领到月台， 提醒她这里搭三站就是你的目的地了。那妇女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一只手紧紧牵住顽皮爱闹的小孩，另一只手握着一张纸条，写着勉强用汉字拼出来的巴黎站名。没 人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总有一些人，他们的旅行，比我和我们的还要勇敢。我想她还是会顺利找到她的目的地，就算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村上春树在《关于跑步，我想说的是》里说过，他的墓志铭将是：一个跑者，至少他跑到了最后。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才领悟到，跑步的乐趣并不在于跑第一，而是 你跑到了最后。

我的左脑和右脑

　我的左脑：怎么可能？！

　　我的右脑：怎么不可能？！

　　我的左脑：原来《文米叔叔记得他的前世》（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在曼谷公映了！

　　我的右脑：而且一刀不剪——“阿皮擦 碰”（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上一部作品《世纪症候群》就曾被列为禁片，因为他拒绝电检局的阉割……

　　 我的左脑：所以他对这部刚刚摘下康城金棕榈的新作能不能在泰国公映，一点信心也没有……

　　我的右脑：不过，他担心的不是电检局的剪刀，而 是钱的问题——为了拍这部电影他已经亏了大本……

　　我的左脑：原来6月25日就已经开始放映了！

　　我的右脑：已经放映3 个星期了。而且，说是“公映”，其实只在一间电影院限量放映。而且，周日只有晚上7点20分一场；周末有两场：下午两点半和晚上7点20分。而且，这部电 影只会放映一个月——
我的左脑：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我一定要倾家荡产飞去曼谷看这部电影。

　　我的右脑：你发烧啊？！为了看一部电影飞去曼谷？！你不觉得很可笑 吗？！

　　我的左脑：很可笑吗？！有比那些足球迷特地飞去南非看世界杯更好笑吗？！有比那些昆曲迷特地飞去台北看《牡丹亭》更可笑吗？！有 比那些小歌迷特地飞去新加坡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更可笑吗？！

　　我的右脑：可是现在什么电影都可以买到DVD……

　　我的左 脑：可是有些电影在电影院看大银幕跟在家看小屏幕感觉完全不一样，例如阿巴斯的《5》，例如戴力詹文（Derek Jarman）的《蓝》。“阿皮擦碰“的《热带疾病》后半部，也只有在电影院看才能充分感觉到热带森林的狂野和神秘。

　　我的右脑：你一定 是疯了！万一飞到曼谷的时候，这部片子已经下画了怎么办？

　　我的左脑：我上网查询过了，这个星期五还有一场——可能是最后一场了。

　 　我的右脑：我也上网查询过了，机票不便宜啊，太不划算了。

　　我的左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啦！

　　我的右脑：不，当然不 是……还有信用卡啦。要不要坐火车去？

我的左脑：好啊，其实我更喜欢坐火车，从北海慢慢摇摇晃晃北上曼谷，被雨洗过的暮色，晨光中的阡陌，沿路化缘的黄袍僧侣，月台上等车或者等人的老太婆，静 止不动的时钟，上车叫卖的小贩......一路还有风景。

　　我的右脑：将近22个钟头的车程，光是想一想都觉得累......还是坐飞机吧？不知 道现在曼谷还有没有宵禁？你跟妈妈讲了吗？

　　我的左脑：讲了。妈妈的反应是：“三八！”

　　我的右脑：你看，不是我一个觉 得你三八而已！你实在太任性了，也太不切实际了。

　　我的左脑：是，我不切实际。是， 我任性。是，我三八。随你怎么说，不要紧，反正我又不是为别人而活——我只为自己而活。

　　我的左脑和我的右脑就这样吱吱喳喳吵了两天，吵 到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让我好好地睡个午觉？！”

决定

　“递上辞职信的那一刻是最困难的，但最困难的已经做了，接下来就变得容易多了，没有后路，只能往前。”刚刚辞职的朋友说。正如孤星指南的出版人Tony Wheeler曾说旅行最困难的就是出发，而做了决定一切就容易了。每一个决定的目的地其实是未知，而未知有未知的风景。

　　朋 友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那么冲动，但往往一些难做的决定，就是需要义无反顾和傻乎乎的冲动才做得出来的。

　　那一年也是这样做决定的。买了一张到巴黎的单程机票，决定一路玩到印度再回家，历时半年。一个人上路，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你的同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旅行着。对我而言，那 次旅行的意义，并非看了巴黎铁塔或米兰大教堂，而是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行李中有属于自己的追求，有人用双脚一路由巴黎跑到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被洗劫一空，他笑着说着自己的灾难，似乎是别人的故事，也同时遇见愿意收留他的伊朗人，不计回报的付出和热情。的确，这个世界并非完美，但也未必如我们想象中 的丑陋，唯有上路你才会有所发现，发现自己有时比想象中的勇敢或懦弱。

　　在印度旅行到山区，因搭错车而迷路，抵达一个荒凉小镇，夜影幢幢，会让你以为只有鬼魅住在那里。由于天色已晚，回城的车早没了，我惊慌失措的抓住了一个当地人问清楚，我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只听见那把稳重而淡定的声音 说：不要怕。后来他把我领到他小小的家，给我做了晚餐，铺好了棉被，隔天早上把我送回车站，说了不会再见的再见，我就离开了。从此我真的不再怕了。没什么 好怕的，最可怕的往往是自己的恐惧，还没审判，就给自己定了死罪。

　　那次旅行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回不了过去，只能往前走了，一直走一直 走，而我相信无论哪一条路都有风景，只要那是你想看的，属于你的。

慢慢来很好

　从马尼拉回到香港机场，才上德士便遭司机一阵不耐烦的呼喝。刚离开一切都慢悠悠的马尼拉，回到一切都讲求效率和速度的香港，又听到紧紧张张的语调，接触到急迫的目光（眼前这司机大叔仿佛再等我们多一秒钟就会爆炸了！）一时间实在不习惯。很想对司机大叔说：别急，心情放—轻—松—，慢慢来其实也可以是好习惯，人是不适合天天与时间赛跑的。

　　马尼拉就是一个慢慢来的城市。这个城市里大概没有人会轻易为了什么事而急得大呼小叫。菲律宾人是最懂得发挥‘慢慢来’精神的民族之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Slowness”里说现代人都丧失了欣赏slowness的能力，说那急躁不安的男司机身旁的妻子或女友，为何不将她的手按放在男人的大腿上，让那男人静下心来，不要将车子开成一只咆哮的野兽。还好还好，在亚洲的马尼拉，多数人不仅懂得欣赏slowness，更是发挥slowness 的高手。

　　反正，到这个城市来，千万不要随便拿新加坡或香港的做事方式去相比较；反之，要学会静下心来，融入周围慢悠悠的氛围。只要不戴着有色眼镜，很容易就开始享受什么都慢慢来的生活步伐。

　　我们到不少当地华人聚集的Greenhills一带选购纪念品。市场摆满了用菲律宾素材，像贝壳、珍珠、黄梨纤维、木头等制作的手工艺品，精致又比商场里便宜。选中一大一小分别用绿色鲍贝和白色珍珠贝面做成的相框。虽然喜欢，但还是要假装无所谓地讲讲价。在马尼拉讲价，和在北京市场里喊价杀价所需要的气势和技巧有天渊之别，站在柜台后面的老板娘慢悠悠笑盈盈地出了个价，受她影响，我也慢悠悠笑盈盈地回了个价。她微微皱一下眉头，依旧好声好气地又回了个价。这么来来回回几次，谁也没把嗓门抬高，谁也没不高兴谁，谁也没想占谁太大便宜。空气里还是荡漾着那属于热带的、懒洋洋的感觉，就这样轻松开心成交。

　　买好东西到隔壁的华人海鲜餐厅Gloria Maris吃午餐。老板是原籍福建的菲律宾华人。这位说起话来同样慢悠悠的老板，像极一位慈祥老人家。他站在我身后帮我点菜，一边推荐合适的菜色。餐厅老板站在身后看着你点菜还不让你有压力，这是菲律宾餐厅的特点。在不少北京和香港的餐厅，服务员不是企图让你点贵菜，就是‘帮’你叫太多菜，吃不完得打包。在这里，怎么就觉得老板诚心诚意为我们推介了适合一家大小吃得饱吃的开心的菜呢？老板的态度怎么就可以这样慢悠悠、耐心满满？他怎么就不猴急地想从我们这些旅客身上轧多点钱出来呢？

　　回到香港给德士司机这么一吼，还真是觉得慢慢来的世界有它的美妙。慢一点，放轻松，别紧绷着就只想着要快要好要多，或许就是菲律宾人快乐的原因。要懂，难。要付诸实行，难如登天吧……

蛋头的自白

这边厢刚为肥肥白白的美好猪脚煮成为台客监趸去霉气的猪脚面线而击鼓鸣冤，那边厢立即想到另一样十分美味但也是含冤莫白的老饕食材去，那就是蛋，通常指鸡蛋，因为这种禽类生的蛋用途最为广泛。

　　一说起蛋，各种对蛋类不公不雅的贬词便排山倒海而来，什么笨蛋、蠢蛋、浑蛋、混蛋、坏蛋、王八蛋源源而出，如这还不够恶毒，犹借用蛋的圆滚滚身型喝令不喜欢的人“滚蛋”。但用蛋骂人并非仅限于方块字民族，就连乐当国际警察的阿美利坚人也会用“Egghead”（蛋头，不是威猛的核子弹头）来骂脱离群众现实的老学究。不过据知近年他们已不再像过往那般和蛋过不去，改成比较文雅的“Elitist”（精英，多作贬词）或者“Nerd”（书呆子）。

　　小时候，家里不时炖乌龟药材汤当补品，我就负责吃弹珠般的“王八”蛋。中六那两年，还有七十年代末那三两年，几乎每个早上都吃两个半生熟蛋当早餐。算算下来，那几年吃下恐怕有几千个蛋，这还不计算平时吃的椰浆饭、虾面、炒河粉、芙蓉蛋、荷包蛋、蒸水蛋、豆油肉卤蛋、猪脚醋蛋等等所提供的附加蛋，是名副其实的“蛋头”，难怪那些年经常被人骂“死都毙”（Stupid，笨蛋），可能真的和吃蛋太多有关。

　　到我发现一生中的蛋类固打已经用完时，别说鹌鹑蛋那种胆固醇高到爆棚的蛋中败类完全不能吃，就连健康指数较为正常的菜园蛋也不敢多碰，即使吃也仅限蛋白，将油亮油黄的蛋黄视为避之则吉的洪水猛兽。后来听说单吃蛋白舍弃蛋黄会有副作用，什么眼皮会肿胀之类，就吓得索性连蛋白也不吃了。

　　一名“海归派”老同学曾出版一本印刷精美的无蛋食谱，包括神奇的无蛋蛋糕（Eggless Cake）在内，出发点大概不是为照顾闻蛋色变一族，而是为连蛋也不忍吃的纯素食主义者而写。想想有些人一生不知蛋味，咱们这些曾经一见蛋就食指大动的前“混蛋”其实已很幸福。

遥远路途

前外地同事T在这里工作了近五年，不久前拿到北欧的奖学金，到那里读硕士。我们一伙与他较亲近的同事，免不了请他吃一餐，为他辞行——几乎无别于请一般辞职的同事，送别不过又是“吃一餐”的理由。

　　之后，离他即将起飞的日子越发接近，我焦急的等待其他旧同事相约一起到机场送机，却毫无消息。我边等，边回忆认识T的经过：

　　那年，公司正起步，必须物色景观设计师。当时，我国还没景观设计课程，景观设计师大多数得请外地人。T千里迢迢的从泰国飞来应征，凭他高水准的设计图，以及良好的态度，成功的加入公司，成为 “先驱”成员之一。之后，陆续多请了几位出色又忠心的职员，大家辛苦却开心的共同打拼了好几年，培养出比一般同事深厚的感情。

　　因此，当没人提到要送机，我未免焦急——我们新加坡人真的这么现实这么无情吗？外地人贡献完毕就只值得一声拜拜？五年的交情，或许这么一飞，就永远不踏入新加坡了，难道不应牺牲一点时间，呈上一份心意？

　　当然，我不是要把自己写得很有情谊，我也不是没犹豫、没挣扎过。从我家到机场，好遥远的一条路途呀！来回一趟开车也至少得花1点钟，非常费时，去还是不去？T下午6点钟的飞机，说什么，其他同事必须请一两小时假，去不成，还说得过去。而我是自雇人士，时间有伸缩性。况且，路途遥远的借口，简直很烂。世界上没有! 多少个国家小过新加坡，我们对距离的概念，没多少外国人会认同。

　　结果，幸亏我去了。也幸亏，另外一位也赶到。同事的妻子很开心的拿起相机拍照，与我同行的老妈也临时“充场”，至少，照片里有三个人送行，场面不至于太过冷清。

　　临走，T递了一包纪念品，说是他老爸上星期从泰国过来时，替他买来送给同事的。我瞄见他袋子里还有好几包……唉，希望三个人送行，能让他在妻子与父亲面前，保着点面子。

答自己问

● 林其米

没面子书

　　（1）“你会请哪五个名人和你一起晚餐？”

　　“圣诞老人、卖火柴的小女孩、快乐王子、麦兜 和麦唛。”

　　（2）“你认为生而为人最可贵的是什么？”

　　“有想像力——不光是做爱的姿势而已。”

　　 （3）“你最希望和谁困在电梯里？”

　　“小布什。（嘿嘿嘿！）”

　　（4）“如果你家失火了，你会先抢救名画还是猫？”

　 　“猫。等一下......谁的画？”

“毕加索。”

　　“猫。”

　　（5）“你尝起来是什么味道？”

　　“屎尝起来是什么味道？”

　　（6） “为什么雪花不会结果？”

　　“混蛋的胆固醇有多高？”

　　（7）“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我长大后要做 一只大象、Antony and the Johnsons和屎捞人。”

　　（8）“你的志愿是什么？”

　　“开殡仪馆。”

（9）“你有什么不良嗜好？”

　　“最手到拿来的是游手好闲。最快乐的是旅行的时候，写一张明信片给忙于生计疲于奔命的朋友。最经济的是做白日梦， 一毛钱都不用花。”

　　（10）“你喜欢荷马吗？”

　　“喜欢。我也喜欢大象和长颈鹿。”

　　（11）“2加 2等于多少？”

　　“4！”

　　“错了，是22。下一题，3加3等于多少？”

　　“33！”

　 　“错了，是8。9加9呢？”

　　“69！”

“错了，是18。你的算数真的很差啊！”

　　（12）“岁月带给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无聊。”

　　（13） “当你死后，你的墓碑上会写什么？”

　　“‘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