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雪乍现

相隔20年后再次迁居，割舍了很多用不着的旧物，却也有一批书意外出现，俨然成了出土文物。有本旧书是出版于1991年的北岛诗集，恰如其分书名《旧雪》，内收分别写于柏林、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三地诗作，全是六四过后作者有家归不得的放逐之作，语调沉郁悲怆，读来有若大石压胸，难怪只经一读便束之高阁。

　　《旧雪》特别之处在于收录之诗皆附上英译，译者之一Bonnie S. McDougall写了篇前言，解释诗作的创作背景，让当年的“朦胧诗”不再那么朦胧。换了另外一种腔调说话，北岛的朦胧诗语言也倏地变得晴朗，这情形就与大卫霍克斯英译《石头记》将原文某些晦涩的词句厘清，直教我们这些母语读者豁然开朗那样。

　　《钟声》题目译作“The Bell”好像省略过头，但“The Bell”让人联想起海明威的“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文通译为《战地钟声》，直译则是《丧钟为谁而敲》，因此“The Bell”直指死亡，比起中国文化里的“钟声”沉重得多。想想“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迎宾钟声，怎会与教堂的丧钟联想在一起？

　　不过《钟声》确实暗喻六四之殇，开首那句“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译成“The bell tolls deep in autumn's hinterland ”便点明题意。有趣的是“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的里数缩短三倍多，变成“the three-mile storm has tireless masters”，大概译者将华里折换成英里，显然数学不错，但中文里的什么“十里洋场”、“十万火急”、“十恶不赦”以“十”代表多或极尽，“三英里”完全不含此意。两名英译者（另一为陈迈平）可能担心读者不知何谓“三英里风暴”，加了一条“学生游行经过北京的要道长安大街”注解，真是想太多。

　　有首开宗明义的《悼亡──为六四受难者而作》倒是和朦胧沾不上边，浅白的文字感染力强，是曾经读过的六四佳构之一，“不是肉体是灵魂／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你们有同样的年龄”让人恻然。快要23年了，我仍然记得每晚在14区的向西房间，灯火熄灭後收听BBC广播的5至6月那段日子。

　　1989年春天，北岛赴柏林作为期半年写作研究，过后打算续往奥斯陆，届时接妻女过去相聚。六四后他被逼流放在外（因曾挺魏京生被列入黑名单），从此与画家妻子和5岁女儿田田天隔一方。有首《画画——给田田5岁生日》巧妙应用简体字之美，也让向来拥护老祖宗繁体字的遗老若有所悟，“田”不就是在“画”里吗？“田”原来除了描摹田地，也可以是窗，所以田田的“名字是两扇窗口”，这两个可爱小窗却迎向危机四伏的世界，“一扇开向没有指针的太阳／一扇开向你的父亲／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北岛回过祖国了吗？

　（传自吉隆坡）

排队吃饭

我不太喜欢浅草，但为了吃则愿意去那里凑热闹。浅草是东京的老街区，以浅草寺为中心，尽是一团团的游人，我对人多的观光景点一点也不感冒，少看一座寺不会死。然而如果我刚巧路过发现一个安静的寺庙，里面有挺拔的松，古朴的栋梁还有三两个为些烦心事而来的信徒，我会轻悄悄的走进去。

　　然而对吃货来说，浅草确是不可错过的，老区自然也是百年老店的聚集地。隅田川附近的路口有家创建于1880年的神谷酒吧，建筑依旧保留了装饰艺术主义的风格，是日本最早的酒吧，据说连川端康成也是常客。门口的侍应生也是老年人，一丝不苟的打着领结，着黑白西装，可能他的大半生就耗在这样的店里，看人欢喜看人愁。

　　为了吃而排队，对丰衣足食的我们而言，是一件挺荒谬的事。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坏习惯的？然而在东京，我倒是无所谓，反正大家都井然有序的排队，我可以一边看报纸，一边培养饥渴的心情，书非借不能读，轻易获取的美食也不那么美味吧？排队时也不用担心身边虎视眈眈见机就要插队的人。唉！我在一个排队排得人贴人时时刻刻要提防的城市住得太久了。我想我并不是不喜欢排队，而是不喜欢这种排队的感觉，如果你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生活过，那么你大概能了解我想说什么。

　　为了抗议米其林式的偏颇和精英化，东京吃客出版了一本名为庶民米其林的美食指南，介绍的尽是一些价廉物美但绝对需要排队的平民化餐馆。早已经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拜访获得庶民米其林三星的Yoshida寿司店，结果碰巧是周日关门，只好把排队的机会留给浅草另外一家著名的天妇罗店大黑家。由1887年就开始供应天妇罗的小店，无论何时门口都有人龙，采用麻油炸出来的天妇罗颜色略带褐色，和一般金黄的天妇罗不同，香脆爽口，味道是好的，快快吃完，下一个补给站肯定也需要排队

点餐语境

在不同的文化场域，总能见到不同的点菜语境。即使是同样的语言也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由符号构成，所说意符（signifier）与意指（signified）之间的指涉关系，在这些小小的语言情境里表露无遗。

　　刚来到新加坡时，总面对点菜时鸡同鸭讲的窘境，尤其是在咖啡店或小贩中心，点的菜与拿到的餐往往有些差距。刚开始在哭笑不得之余，总觉得有些苦恼，但后来自己也就发明出一套独特的应付招式，虽然偶尔还是会“失手”，但点餐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在熟悉这里的点餐语境之后磨平。

　　关于语境中的用词，要“包”不要，要“辣”不要，的确是个问题。

　　在新加坡，“包”这个字做计量词用或做动词用还真是大学问。在台湾，点餐时通常不用“包”，计量词通常用的是“份”或是“个”，即使买的是便当菜饭也是如此，另加上“内用”、“外带”表明食用的地点。新加坡，则就一字“包”以蔽之。

　　语境学习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模仿的对象，第一次说“老板，一个便当”，老板满脸疑惑。第二次见前面排队的阿姨轻松说“饭一包”，于是就改成“老板，一包饭”，只见老板拿起白色的饭盒，连忙补上“喔，我要这边吃。”后面人龙长长，老板可火了，“不是说要包吗？怎么又变成要吃？”这误会可大了，我是要“吃”呀，可要怎么说呢？

　　买斋菜米粉糙米饭可就更具挑战性了。“米粉一包”，只见老板娘手脚利落东夹几块斋叉烧西夹几块炸豆皮最后补上辣椒一大匙，“喔，对不起，可以自己选配菜吗？而且我不要加辣。”“小妹，你要挑菜不要辣要先讲，你讲米粉一包就是我帮你配。”

　　原来在这里点菜讲求的是形式清楚且必须一鼓作气，初一十五排买斋饭的队伍更让我觉得无地自容。所以之后每当买斋菜时，我总必须深吸一口气，“老板，斋米粉一包，菜自己挑，不要淋汁，不要辣。”怕重演老板弄不清楚“要辣”还是“不要辣”的尴尬场面，我还配了手势加强语调，“不要”就是摇摇手跟头，省略“加”字不说。后来买熟了，还学到可以米粉粿条“参参”，说来简洁有力，更有语言的韵律。

半世纪前

一场文艺表演散场时，人潮拥挤，上下扶梯时往下望，与一位往上看的女士打个正着。如果在五十年后偶遇，第一眼就認出彼此，还能叫出对方的名字，那是怎样的情缘？

　　当年因为教育政策改变，教育部安排一些学生直接从华校中四升入英校的大学先修班，我被“选上”，迷茫的走入“群英飞舞”的名女校。虽然过去的英文成绩算是优秀，那只是在每天一两小时的英文课，也最多是试卷成绩的表现，如今置身在走廊、课室、食堂、礼堂、实验室唯一语言是英语的陌生环境，跌入了痛苦的深渊，正打算逃之夭夭时，身边出现了明亮的救星。

　　从另一所名女校转来的美丽的上海小姐，以温和、热诚接纳了我这个只会用华语，根本跟不上教学进度的华校生。她充当我的翻译员，帮助我融入群体。更重要的是，她把老师上课时的笔记，口述的实验程序和她自己所作的笔记，毫无保留的借给我，还在课余给我恶补。

　　同学们都是友善的女孩，并不是有意把我看成“外星人”，只是她们也不知如何对待这个“缩头乌龟”（怕被老师点到回答问题，总把头低着），有了一位“亲善大使”，我也开始有勇气，其他同学也开始释怀。我用我的破烂英语，她们也尽了想象力尝试明白我的“词不达意”，还需要加上她们所学过的单字的华语，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沟通。

　　两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华校生，到可以用不漂亮的英语与老师同学交谈，成为实验室内的伙伴，一同上图书馆，一同看英语电影的英校生。我的成绩虽然并不很理想，但是我跳过了那低栏，为自己开启了另一个空间。

　　毕业不久，这位“恩人”到美国升学，开始时有用“air letter”（信纸信封并用的单张邮笺）联系，不久也失去联络。

　　半世纪前苦尽甘来的经历已逐渐淡忘，但对这位“患难之交”却是永记心头。如今我们都已从青春少女成为半老徐娘，时过境迁，这次相逢，是否还能继续前缘，或只是巧遇中的惊鸿一瞥？

淑姨

新闻传来淑姨获胜的消息。虽是未被证实的非官方消息，全世界却已听见了缅甸人划破天际的激动欢声。

　　缅甸人称他们心中的女神——民主派领袖翁山淑枝为淑姨。她在上星期天的缅甸补选中胜出是意料中事。不过1989年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全国大选举得到压倒性胜利却遭军人政府以武力镇压夺权的噩梦还历历在目。这块曾经是鱼米之乡的土地见证过太多的悲剧，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看着可爱的缅甸人脸颊扑上据说有防晒功能的两团白粉，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凑集在投票站参与迟来的民主，那个画面还真会叫人打从心里油生一股暖意。自去年的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以后，国际新闻已久久没有传来好消息，每天打开报纸都是叫人垂头丧气的新闻。当叙利亚人民那边厢仍受困于当地政府的暴力施压和国际社会的外交政治纠缠中，缅甸的民主改革即使再叫人质疑还是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希望。

　　我之前在设于伦敦的一家推广言论与信息自由的国际人权组织工作，淑姨是该组织的荣誉董事。同事之间常开玩笑说， 淑姨自己不知可晓得她在伦敦还有这么一个头衔差事。前年11月她在受军人政府软禁15年后重获自由，我的老板更是成天要我们这些负责亚洲项目的同事想办法为她拉线安排到缅甸与淑姨见面。人家淑姨有重要的国家革命事业要办，哪来的时间应付这些人权界的小粉丝？

　　淑姨有着温柔沉稳、说话不急不缓的高贵气质，与军人政府拿着枪杆治国的形象成强烈对比。她说英语时一口英伦口音抑扬顿挫非常好听，回答起记者问题流露出充满人生智慧的幽默感。淑姨 如同她别在头发上的鲜花一样娇嫩，但谁都知道她那瘦削的身形中住着一个比钢铁还刚毅的灵魂。

　　由杨紫琼饰演淑姨的电影《昂山素姬》还没看也不打算看。淑姨为民主事业牺牲与丈夫孩子共处近20年的真实故事已如此叫人心酸，我担心卢贝松导演再怎么诚恳还是难免会把淑姨的故事流于煽情。 但卢导的电影在此时配合缅甸补选推出倒是十分用心。不但在国际上掀起一股淑姨热，在缅甸当地的盗版电影市场也造成狂卖现象。卢导倒是通情达理，说这次破例允许缅甸人自由拷贝盗版他的作品，希望当地人都有机会通过电影接触淑姨。

　　对缅甸感兴趣的，我倒是大力推荐纪录片“Burma VJ”。此片刻画一群自称为DVB的地下记者如何在媒体受政府严厉管制下，通过秘密录影和采访把缅甸人的心声对缅甸和全世界广播。

　　缅甸的民主改革，应该不是愚人节的笑话吧。选举的沸沸扬扬结束后，明日在缅甸古城蒲甘升起的旭日，是否会为这个饱受煎熬的美丽土地带来真正的黎明？

不过如此

近来本地新闻类似“发生故障／出现状况”这样的字样，频频出现，对此反应各人不一。但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喜欢生活中出现状况。

　　某个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电灯突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坏了。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懊恼不已。

　　第二天，灯修好了，心情超好，穿戴美美出门去。谁知道刚上了巴士，右脚上的中跟凉鞋的带子，突然断了。Oh My God！怎么搞的，是被老天爷眷顾着还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接二连三，状况连连。

　　更气的是，我最喜爱的花儿，日前被可恶的害虫侵蚀，差点就死翘翘。早前还一直找不出原因，只见花儿一天天枯萎，却只能眼巴巴干着急。直到与讨厌的虫虫面对面才恍然大悟，立马展开杀虫行动。虽然原因是找出来了，却很不甘心，个把月的时间，我和那可怜的花儿已经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伤痕累累。

　　我想，事与愿违就是这么一回事。那种感觉让人觉得糟透了／狼狈不堪／筋疲力尽／脆弱渺小／无力感。其实状况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没有人喜欢。就像以前我很怕黑，因为黑暗等同于危险和恐惧。人在漆黑一片之中无法掌控自己的方向，对周遭的一切产生了不确定感，安全感也就大大降低。但那次乌灯黑火的经历之后，突然茅塞顿开，真正让人害怕和恐惧的，实际上是慌乱的心和自己吓自己的恐怖联想。那晚第一次摸黑冲凉，怕黑怕得要命的我，忽然之间发现，黑暗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

　　谁不希望生活一帆风顺，但那是比较难做到的，日子本来就有起有落，时好时坏。大概我早前的生活过于安逸，快乐得不知时日过。然而，不顺心或不如意的时候，一味埋怨只会让心情变得更糟。我想，老天爷是眷顾我的，让我学会感恩，再回过头看這些小状况，也不过如此，反而多了一分喜剧色彩。至少黑不再可怕了。

去不去缅甸

这进退两难的问题，其实对政治冷感的人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想看看这个国家是否正如一些媒体所言，那么的可怕和邪恶。如果是真的，但为什么去过缅甸的旅人，都对这个封闭的国家竖起大拇指。

　　去不去缅甸，对西方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大事，这样的讨论可以占据国际媒体的巨大版面，作者得小心翼翼的处理对这个国度的赞扬，避免让一些读者对号入座，认为他们已经向所谓的邪恶势力妥协，或助长独裁者的气焰等。

　　一些人认为去缅甸旅行，就等于给其军人政府增加收入，因此旅游指南上还特别提醒读者哪些酒店或旅游设施等有政府背景，让自由行的旅人能明智的做出选择。缅甸的反对党曾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来缅甸旅行，然而现在态度似乎也软化了，鼓励外国人到缅甸来但不要参加旅行团。我个人的经验是缅甸人都十分欢迎游客，甚至对外地人十分友善。“我们欢迎游客，你们能带来更多外国的信息，也让我们不会显得那么无助。”当地一名大学生告诉我说。

　　西方施压，东方式的反抗往往未必是妥协，而是可能采用更为消极的做法，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当地人。我们不会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简单的画上等号，自然缅甸政府和缅甸老百姓也截然是两种不同的群体。虽然去缅甸未必能给她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但不去缅甸，对当地政府而言，也未必会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旅游，虽是个人行为，但这行为自然会对异地环境和文化造成冲击和影响。到一些所谓较为落后的地方旅行，我会更花心思的安排自己的旅行方式。尽量找些新开张的旅游指南上还没介绍的酒店；不要回到相同的餐馆，就算那食物是多么的美味；每天买矿泉水时也挑选不同的商铺；坐三轮车和计程车，而不采用包车，选择不同的司机，这样各别的人都能获得生意。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点点烛光也能照亮并温暖最深邃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