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程

李夫人去世，虽然事前大家都知道她卧病两年多，不能活动不能言语，离去或许是种解脱， 但是到了事情真的发生，阴阳两隔，伤痛还是十分真实。 无数前往吊唁的人，顶着大太阳排队，在李夫人灵前安静地恭敬地鞠躬，那是一种百姓自发的哀悼，一种平时没有适当机会表达的感恩和尊重。

　　80年代初，我负责制作一个有关成立不久的新加坡交响乐团的纪录片，访问了不少乐团的开山功臣，包括指挥朱晖、小提琴首席佘美幸、大提琴首席赵震霄等。我们拍摄了乐团彩排的情况，接着要录下乐团正式演出的片段。那天下午，我们在维多利亚剧院布置了三台摄像机，一台在楼下观众席正后方，一台在三楼右翼的观众席，一台在舞台一侧面对着指挥。布置妥当，我在三楼摄像机旁进入备战状态。

　　音乐会开场前，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和李夫人静悄悄地抵步，坐在二楼前排偏左的位置上。我们事前知道总理和夫人会出席，及时捕捉了他们就座的时刻。不一会儿，李夫人抬头看见了摄像机，她倾斜身子跟总理说了句悄悄话， 或许是告诉总理“楼上有眼”吧。总理没有抬头，他调整了一下坐姿，两人就像所有观众一样，舒适安静地欣赏完一场本土的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许多往事随着记忆的衰退而淡忘，但李夫人那抬头一望，她与丈夫不到两秒钟的交流，始终刻在记忆的硬盘。

　　李夫人与我母亲是同一时代的人。李夫人生于1920年底，母亲是1921年秋天，两人相差不到一岁。她们出生于新马，成长于新马，都经历过日本占领时期，但其他的人生经历就南辕北辄了。

　　母亲77岁时还与我一起同游九寨沟和丝绸之路，80出头时还独立生活。82岁那年，母亲被诊断得了舌癌和淋巴癌，手术切除和电疗后康复得很好。她能走动能吃粥，大白天的常常为我关门关窗， 说是怕外面的蛇爬进来。我说这里不是边佳兰， 没有蛇。母亲不信，关窗关门， 乐此不疲。

　　08年8月，87岁的母亲跌倒骨折，后来诊断染上肺炎，从此进出医院和疗养院，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但她精神好时，记忆清晰，乐观幽默。09年8月初的一天，母亲突然像完全康复了一样，说了很多话， 问了很多问题。她要回“大山姆”，也就是边佳兰。她要见她的父亲、母亲、弟弟、舅舅。 我说，他们早就去世了。 母亲很惊讶， 好像从来不知道她的至亲亲人已经离开了许多许多年。8月底，母亲在疗养院去世。

　　一直后悔那天没有把母亲接回家，即使不回“大山姆”，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让我们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程